作为评价尺度的儿童文学人物形象塑造

人物形象塑造是儿童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当前我国原创儿童文学形象塑造不力的背景下显得尤为迫切而重要。儿童文学特殊的文类属性及其基本功能决定其人物形象是召唤并引领儿童读者展开审美体验的关键精神力量，大量经典儿童文学呈现出这样的文学规律。总结我国百年儿童文学人物形象的变迁及发展发现，形象塑造的美学症结依然在于解决成人社会观念中的“儿童本位”问题。     

大众传播中的“国家教师”媒介形象分析

运用传播学内容分析法，以中央媒体对获得"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和"最美教师"荣誉称号的"国家教师"相关报道为研究对象，从外在和内在两个方面对大众传播的"国家教师"媒介形象进行分析。外在形象包括教师性别、年龄、教龄、外表、场景以及任教的学校类别、区域、学科专业等方面，内在形象包括职业精神、职业知识和职业能力等方面。研究发现，大众媒体对"国家教师"形象的刻画和宣传符合社会公众认知教师职业的基本逻辑，起到了传递教师精神、端正教师形象、唤起社会尊重教师的功效，但也存在城乡教师形象传播刻板化以及教师普通人形象展现不充分等问题，可在后续的传播中对"国家教师"形象的价值倾向进行适当调整。     

叙说疗法的文学形式及现实意义 ——以谭恩美作品创伤叙事为例

以心理学创伤理论为依据,结合华裔作家谭恩美和母亲的心理创伤,以及叙说疗法在谭恩美作品人物的创伤治愈过程的表现形式,探索创伤理论的叙说疗法对心理创伤治愈起到的关键作用,希冀为心理创伤治疗,尤其是疫情后的心理创伤治疗探索一条可能的道路.     

基于航空竞争视角的高铁客票动态定价分析

高铁固定的定价方式是制约获得更高利润的因素,面对航空动态定价机制,高铁科学、合理的定价策略是破解盈利不足的关键.在现行机制下,构建Hotelling模型,分析高铁静态定价和航空动态定价、高铁和航空同时动态定价的均衡,比较实施高铁静态定价和动态定价的收益.研究结果表明,高铁实行动态定价能增加收益.     

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国际能源政治的情境变迁

国际政治的参与情境决定行动者的博弈行为类型，参与情境变迁将导致行动者行为发生变化。能源安全是国家对外政策的核心议题之一。1973年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凸显了能源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改变了二战后国际能源政治的参与情境，构建了行动者新的博弈类型，调整了国际能源政治行动者的博弈策略。为了有效应对国际能源政治的情境变迁，美国通过协调与其他国家的能源关系，设置能源安全国际议程，最终确定了新的国际能源秩序。当前，我国在积极参与国际能源合作的过程中，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国际能源政治的情境变迁以及国际社会的应对策略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彩票悖论与序言悖论的同构性与统一解

彩票悖论和序言悖论都是关于合理接受的悖论,它们具有相同的悖论结构和悖论类型,也即具有同构性.然而,这两个悖论迄今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解.通过对彩票悖论进行同构变形,将其中的"信念"与"知识"的不一致转化为信念之间的不一致,从而使得序言悖论的预期似真度解悖方案亦可应用于彩票悖论.如果接受预期似真度解悖方案的相关预设,那么该方案就可视为彩票悖论与序言悖论的一个统一解.     

新媒体时代中原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新媒体时代,中原文化产业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了长足发展,但仍面临文化品牌不强、"文化"创意不够、人才短缺等挑战。发展中原文化产业要利用新媒体多维度发展地方特色文化产业,做好创意人才长期培养计划,并且要注重对文化产品内涵的开发与挖掘,真正使中原文化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生产性服务业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将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导入生产过程促进了制造业升级,其发展程度代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程度。充分有效利用服务业资源已成为工业企业提高竞争力进而扩大出口贸易的必然选择。从专业化分工、技术创新等方面探讨生产性服务业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机理,结合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状况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其是否影响辽宁出口贸易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证实辽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促进了出口贸易发展,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和商务服务业对辽宁出口贸易的影响较为明显。据此提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促进辽宁贸易的建议。     

汉代封国官吏起家问题探析

汉初,王侯拥有较大的置吏权,士人通过举荐、上书、诸侯王征聘和招拜等途径起家于封国.随着王侯权力的削减,武帝以后封国官吏的选任方式逐渐被朝廷的诏除、举孝廉、征拜替代.那些起家于封国的官吏只占汉代封国官吏系统的小部分.封国官吏的起家官职既有王国相、王国中大夫、王国郎中等行政吏,也有王国舍人、侯舍人、侯家骑等家吏.与朝廷官吏起家情况有所不同,汉代起家于封国的官吏受诸侯政治地位影响较大,且具有籍贯多为诸侯国人、起家官职偏低等特点.     

新乡贤重塑乡规民约:历史承继、时代价值及实现路径

当前乡村治理中乡规民约面临德治退化、自治弱化及法治虚化等现实困境。新乡贤作为乡村社会精英群体,在增强乡规民约的现代性、厚植乡规民约的乡土性及强化乡规民约的权威性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时代价值,是重塑乡规民约的有益主体选择。实现新乡贤在重塑乡规民约中的时代价值,需要强化乡贤文化的敦风化俗功能、构建乡贤群体的风险防范机制及发挥乡贤组织的协商共治作用。